从小学班主任老师调岗接诉员以来，陈昱在学期初的紧张感不减反增。
这是一年两次的举报教师高发期。站在讲台上，她担心被举报，如今在办公室，她替同事们捏把汗。今年九月的前两周，她收到将近40封举报信，几乎每天打开电脑邮箱，都会看到亮着红点的新邮件，从教育局转来。
其中大部分来自家长：“频繁换老师，孩子成绩下滑怎么办？”“为什么让孩子打扫厕所，没钱请保洁吗？”“老师针对我家孩子”……
也有些过于具体或简单的表述：“作业要夜里十一点才能写完”“某老师太严厉了”，这通常意味着老师最不愿相信的情形——举报者是学生。
“像一支暗箭，猝不及防。”一位从教近30年的老师这样形容得知时的感受。直到举报前，他从未听家长或学生和自己表达过不满。
“正面沟通变得困难。师生、家校间的信任难以建立。” 近两年，长三角地区某教育局工作人员程乐观察到，设立投诉热线的初衷原本是提供不得已而为之的后手，现在却有被滥用的趋势。经核实发现，多数针对教师的举报，存在“明显的夸大和不实”。
“其实很多误会只要和老师当面聊两句，就能解决掉。”他说。
对一些家长而言，举报确实是“没有办法的办法”，除非彻底否定老师，否则不会走到这步。
然而，否定正是在一次次怀疑中累积的。一旦怀疑孩子遭受了不公正对待，“老师会给孩子穿小鞋”的顾虑也随之种下，直接沟通就成了一种冒险。“会被班主任记住，被各科老师忌惮。”一名家长说。
如此循环下去，为了保证能“受到重视、解决问题”，举报成了唯一出路。
经过写说明、道歉、处分或调整岗位，遭遇不实举报的老师大多动摇过。但动摇不等于离场。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站回了讲台，依旧相信师生之间、家校之间，本该是相互理解的关系。
举报
得知自己被举报时，小学老师邹华正在备课。
那是去年8月底的报到日。学生一早到校，领新书、交暑假作业，打扫卫生，中午12点放学。他站在校门口，看着家长和他微笑、打招呼，把孩子一个个接走。在邹华的印象里，“一切都很顺畅，没什么不对劲的。”
回望过去27年的教学生涯，一直都是如此平静。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这所北方小学教数学。他自认深谙和孩子的交流之道。课堂小话声密了，他只要稍微提高声调，孩子们便安静下来。学生表现好，他给每人买一根冰棍，或一个笔记本，“一碗水端平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
因为教得好、管得严，他几乎一直兼任班主任。
邹华是那种“老派”教师：推崇尊师重道，相信老师在学生面前得有威严。谈及经验，他最常提到的是“尊敬”。首先，他有先天优势，一米八的身高、男性。“小学生视野有限，对身形高大的老师会多些敬畏心。” 其次，只要家长尊重自己，他就有自信，无论再调皮的学生，都能“镇得住”。最后，“尊敬”需要培养，只有不断地提醒，孩子才能保持。
开学第一课，就是个好时机。“收心”，是班上永不动摇的主题。孩子年年在长，必须在学期伊始，给大家提个醒。
下午，邹华独自留在教室备课。他打算先扬后抑，让孩子们分享下假期生活，活跃气氛后，再布置新学期的计划，一起翻看课本，了解新知识。
突然，敲门声响起。校长走进教室，说他被投诉了，有位家长认为他“对孩子不够关注”。进一步说明，他才想起来：大约2年前，班上一个内向的男孩，因为上课时不敢举手告诉老师，自己想上厕所，最终憋不住尿裤子了。
邹华听校长说，家长在报到结束后，“领着孩子就上教育部门实名举报了。”
数千公里外，陈昱所在的小学也频频发生类似的事。近两年来，每逢开学季，针对老师的举报就多起来。今年9月初的一周里，平均每天都会接到四五封举报信件。全校有近6000名学生，90多个班。在过去，一年收到四五封举报信，就已经“非常可怕了”。
得知被举报的那一刻，先是惊讶，再是茫然，最后是心寒——不满原来一直在那里，只是从未有人当面说过。甚至有人在一瞬间怀疑，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否值得。
学校让学生轮流打扫厕所，本意是通过劳动教育孩子。家长没和老师沟通，直接举报：这么小的孩子就干脏活累活，“老师不能干吗？没钱请保洁吗？”。原来的班主任休产假换了新老师，家长担心影响孩子成绩，举报信里说，“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？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？”陈昱回忆。
“很多事在孩子看来没什么问题”，陈昱说，但家长一听说，会感到焦虑，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。
邹华也这样认为。他反复回想自己的处置方式，至今想不通有什么问题。
当时，他立刻联系了那个尿裤子学生的家长，对方说要接孩子回家。邹华按学校规定办好离校手续、开了出门条。家长赶到校门时他正在上课，看着班里几十名学生，他不放心离开，没有送那个孩子出去。按学校规定，校门保安核实家长身份后孩子才能被接走，“有安全保障”。他再三叮嘱那个孩子：“如果不是你家长，一定不能跟着走。”但最后，孩子拿着出门条，独自走去校门。
当天，孩子被家长接回家换好衣服，回到学校继续上课。邹华见孩子状态不错，觉得“没有问题了”。此后两年，家长从未向他表达过任何不满。
直到这次举报。
误会
“现在家长都很敏感。”听邹华讲述事情的经过后，校长说。
接下来，学校不会处罚他，但他要写一份书面说明， 这是为了“了解情况，向教育部门提交书面材料”。此外，在开教职工大会时，邹华要复盘下这次举报事件。
“与其说是复盘，不如说是检讨。”邹华有些不满，但也只能答应。
会上，他当着全校领导和同事的面，又一次讲述了事发经过，和大家探讨：“究竟是什么导致家长举报自己，今后如何杜绝。”最后，他的经历被当作典型案例，处理事情的方式则成了教师绝对不能碰的“红线”。
“别干这样影响师德的事。”一位校领导这样总结。
事实上，邹华以往在和这位家长的交往中，从未听对方提起过这件事。甚至有一次，对方想给他送礼表示感谢，但被他拒绝了。
直到开会时听说了举报事由，他才明白，正是这次拒绝，引起了家长更严重的担忧——老师坚持不收礼，更坐实了“对孩子有偏见”。
至于为何过了这么久才举报，家长表示，当时孩子到了该升学的年纪，按学校惯例，应该更换班主任。但教师人手不够，所以没换。家长发现班主任仍是邹华时，担心孩子以后继续遭受“不平等对待”，于是立刻举报。
“为什么不先和我说清楚呢，我就这么不值得被信任吗？”邹华感到心寒。
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如今家校沟通的渠道越来越多。从原本定期的家长会、致家长的一封信，到现在接不完的电话、数不清的群聊，“无时无刻都在沟通，可又好像没什么效果。”一位毕业后刚进入学校教书的老师说。
问题在于越来越难直面矛盾。有家长提到，即便沟通渠道畅通，仍会担心直接质疑老师， 会让孩子遭到更严重的区别对待。根据他自身过往的求学经历来看，老师是绝对的权力上位者，如果表达不当，会留下坏印象，“老师要给孩子穿小鞋。”
如何委婉地表达不满，成了家长间讨论的热点。“送礼，看老师收不收”，就是一种认可度较高的方式。
在程乐看来，多数举报的起因，正是这种信任危机导致的误会。近年来，他在区级教育局办公室管理网络教育相关舆情，答复投诉举报来信。他见过举报老师收礼的，也见过举报老师不收礼的。但说到底，“都是担心区别对待孩子。”
今年开学后半个月里，他平均每天会收到三四件举报信。其中大部分都带有明显的夸大和不实，例如老师在课上提到了某本杂志，家长就举报“老师和杂志社有利益往来”。
另一部分是难以界定的个性化问题，例如老师作业布置多，孩子写到半夜。他核实后发现，班级其他学生作业的完成时间都很早，“是这个孩子有学业问题。”
还有一些匿名、不愿透露班级信息的举报，只说某学校某老师做了什么事情。“这种压根没法核实。”他推测，这类举报的发起者，应该是担心被老师发现的学生或家长。
深入了解后他发现，其实事端往往是很小的举动，“一句话、一个动作，甚至一个语气词。”家长听孩子转述后，觉得孩子受了欺负，但没有及时和老师沟通。恶性循环几次后，才决定举报。
举报几乎没有门槛和成本。“一个电话过去，学校一定会重视，解决问题。”
恶意
举报发生后，开学第一课上，邹华头一回感到紧张。
站在一拃高的讲台上，他扶着木质讲桌，环顾教室。窗边的展示台上，摆满了他和学生获得的荣誉，卫生流动红旗、纪律流动红旗，还有合唱比赛的一等奖。墙上，贴满了学生的手抄报，五颜六色的。
只是如今再看这一切，滋味已经不同了。在校领导的安排下，他向那位家长赔礼道歉，承认自己考虑不周，“我错了，应该亲自送你家孩子，下回我一定改。”多亏家长谅解，他得以继续任教。
老教师感到委屈，“这只是为了息事宁人，不是我真犯了什么错。”
课上，他不经意地多看了那孩子几眼。尽管那孩子从始至终都不知道举报，但邹华还是萌生出“被学生背叛”的想法。看着一双双黑亮的眼睛，他有些担心：下一个会是谁呢？
他自诩永远不会被情绪影响教学。事实上，整堂课他都在有意识地控制语速和表情，“我跟自己说，一定不能有任何情绪。我是有职业操守的。”
好不容易到了下课，他不敢立刻离开教室，而是提醒全班同学，记得课间要去上厕所。之后，他又单独和那个孩子重复了一遍。
邹华所担心的，已经在陈昱学校的部分班级发生。“一个成功了，就会有再二再三。”曾经，一个班级连续出现4次举报，均声称老师有体罚行为。学校调查后发现，事实被严重夸大。
更令人害怕的是以讹传讹。一旦一位老师首次被举报，无论是否属实，事情都会很快在家长间传开，“变成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。”造成其他学生、家长对涉事老师另眼相看。
面对举报频发的班级，几乎所有老师都害怕去上课。“不想进班级，到教室门口时，会希望掉头去另一个班。”陈昱曾听到老师这样评价。
“举报太容易、成本太低了。”这是多位受访老师的共识。
近几年，部分学校大门上、教学楼走廊旁，都贴着醒目的三级督查公告，公开学校、教育局和教育厅的联系方式。每学期三封的致家长信上，都会强调规范师德师风，附上举报投诉热线。网络上，教育局网站、公众号、留言板等举报渠道众多，“手机上点几下就能投诉。”陈昱说。
想学会如何举报老师，更是轻而易举。政府官网的信息公开栏、社交平台的经验帖，或者询问AI。陈昱回忆，她见过不止一次有孩子用电话手表打投诉电话，举报老师布置作业太多或上课太过严厉的情况。
在这种默契下，真正令老师恐惧的，是那种“对人不对事”的恶意。
两年前，北方一所县城中学的年级主任周凯接连收到四名同班女生的举报，都声称遭到数学老师猥亵。
在调查中，周凯发现四个女生私下关系很好，群聊记录显示，因为一名女生的月考数学成绩不好，数学老师批评了她。为了帮姐妹出气，四人捏造了遭受猥亵的经过。
“我们是孩子，他是老师。我们大不了没学上，他却要承受失去工作的风险。”被发现后，其中一名女生如此解释。周凯听后，“感觉后背发凉。”
动摇
举报事件后，邹华觉得自己不会和学生说话了。
他不敢在课上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名批评。“一旦说出口，这就意味着针对那个孩子。”学生上课说小话，他换种方式提醒：“大家听听这位同学说啥呢，还挺有兴致的。”说话者脸一红，便不好意思再说了。
“指名道姓地批评，可能会留下把柄。”陈昱学校的老师开始推崇“诙谐”的管理方式。要像淘宝客服一样，喊学生“亲”。如果学生上课不听讲，要说“宝宝看黑板，黑板看宝宝。”
参加培训时，老师们经常互相传授经验。周会、月会上，全校教职工要复盘其他学校的举报案例，调整教学方式。
邹华觉得自己的教育观念在动摇：“过去尊师重道，老师就是权威。现在老师越来越低微，像一个服务员。”
从教以来，他一直保持着严格的作息。晚上10点睡觉，早上5点起床。从睁眼开始，脑子里全是“学生、备课和成绩”。如今，怎么让学生开心、让家长满意，开始占据思维的主导权。
从教十余年的初中老师李可观察到，为防止被举报，管教方式今昔变化很大：不大声说话、不扔粉笔、不与学生肢体接触。要批评学生，就要先变相夸奖。总结起来，就是“不能用情绪管”。
他分析，师生间的权力关系，很大程度上与知识的获取方式有关。过去学习新知只能靠老师，如今几乎所有知识都可以通过网络、AI获取。“当知识权威被稀释，学生和家长对老师的态度，就容易滑向喜不喜欢。”
这种趋势下，老师个人的言行举止，往往会被放大，成为评判好恶的依据。多位老师表示，自己曾因在课堂上分享个人观点，遭到举报。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因为学生即将面临分科，在课上随口提起高校文科招生规模缩小的新闻，提醒大家慎重选择。
次日， 他接到副校长通知，收到十多封投诉信，指责他课上的发言，“说我打击学生积极性。” 副校长告诫他：课上不要再有任何负面言论，对学生只能鼓励。
这动摇了他教育的初心。他原本坚信韩愈《师说》中的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，是为师的职责。为人处世上的经验、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，远比单纯地传授知识更重要。
过去，时常会有学生在课下找他，请他帮忙改散文或诗歌。他也曾建过QQ群，和学生们讨论文学。在他看来，那时候的交流方式虽然有限，但师生间的联结是有机的。现在，他只能说服自己，“上好课就行，说其他的没用。”
当老师为了规避风险，过度审查自我、隐藏情绪时，也就消耗了教学的热情。李可说。
为了分离生活与工作，减少被审视的可能，部分老师表示，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社交账号。可以和家长建立微信群聊，收发作业、通知，但会设置不能通过群聊添加好友，“杜绝休息时被打扰。”
上述那位刚毕业不久的老师，在遭遇不实举报后，经常在周末接到举报者打来的微信语音，或长信息，“质问我为什么针对她的孩子。”
近30年前，就有研究表明，⼈际关系中的“互信”，是学校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略的因素。“教师与学校⾏政管理者之间、教师与教师之间、教师与家⻓之间的互信，具有抵消外部因素影响的⼒量。”
但当师生、家校的沟通方式发生改变时，这种互信也变得脆弱。李可说，举报作为一种从上而下的解决方式， 正逐渐变成解决问题的主要出口。
他曾汇总过全市的举报信息数据，“2023年一年有将近400件，其中查实的只有大约50件。”
讲台
今年3月，邹华再次被一名家长举报。
起因是有天中午打饭时，一名学生不按秩序排队，站在队伍中说话。他让这名学生出列，到后面等着，其他学生先打饭。“他可能就比平时晚了一两分钟吃上饭。”事后，这名家长在社交平台发布实名举报视频，称邹华体罚孩子，“不让孩子吃饭”。
这一次，邹华是正在上课时，被校长突然叫出教室。当看见视频中那位家长的脸时，他才得知自己又被举报了。此后，他被调离该校区，不再任教。
“继续教这个班，你能保证不再被举报吗？”调离前，校领导曾这样问他。
“我保证不了。”邹华说，自己当时彻底没了信心。
调离岗位，是部分被举报老师的归宿。那个被举报猥亵的数学老师，最终也离开了学校，转去更偏远的地方任教。“没法在这个学校呆了，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教书。”离开前，他告诉周凯。
如今，邹华在另一校区的后勤处工作，“每天干点杂活，不教书了。”再没有操不完的心，只要干好手头的活就行，他自嘲，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“熬到退休”。
两年前，陈昱当班主任时，有天布置完作业，听到平时最信任的班长开玩笑说，“老师你放心，我不会举报你布置作业多的。”那种玩笑般的语气，让她下定决心，不再任教，主动调岗去办公室。
她没想到的是，因为不断增多的举报，学校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岗位，人选正好是她。
留下来的人，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李可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篇防举报的经验帖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：事事留痕。和学生、家长沟通时，务必打开手机录音，这是受访的十余名老师如今一贯的做法。
西南某地区的一位初中校长表示，尽管他在处理举报时，心理上会稍微偏向老师，但很多时候，苦于没有证据支持老师。为了防止不实举报的发生，他只能在学校各个角落尽可能多安装些摄像头，“全方位无死角地留证，给老师自证清白的机会。”
事实上，不少出现举报风气的班级，纪律和成绩会不断下滑，或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，“老师越来越倾向把时间精力放在听话、好学的孩子身上，不敢再管其他孩子。”陈昱说。
不过，李可仍不愿放弃。如果整个学校因为害怕举报，收敛教学方式，选择性教育学生，“最后受害的，反倒是那些需要拉一把的孩子。”
那位解释分科的高中语文老师坦承，举报只在偶然的误会下才会发生。他仍坚持自己的教育初心，一些在他看来“离谱”的举报，不过是一个细刺，总会被消化掉。
极为偶尔地，邹华会想回老校区看看。那是在九月十日、中秋国庆等开学后不久的节假日，毕业后的学生会返校来看望他。
从前，他不喜欢被学生看望，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不见。“教书就是教书，师生不应该处成朋友。”现在，他担心学生找不到自己。
“有人愿意回来看看，说明理解和信任我。”他说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）
